以隐藏，全因挡在罪感面前的羞耻感。事实上，文盲的存在对第三帝国来说应该是非常罕见的。在《纳粹德国——一部新的历史》一书中曾提到，在纳粹统治期间，教育被纳入了狭义的培养纳粹接班人的轨道，加入希特勒青年团成为了全国青少年唯一的选择。青年团下属的四个支部中有两个女子支部，一是少女联盟，吸收十到十四岁的女孩；二是德国女子联盟，吸收十五到十八岁的女孩。“所有的青年必须由他们的父母或监护人登记；违者将受到罚款或监禁的惩罚。”②加入这些团体后，将被视为帝国的接班人，在学校受到的教育虽然多以服从元首的命令为主，但是也会进行识字与阅读等基本的教育技能学习。回看汉娜的生活经历，她生于1922年，在南欧的一个德国人的居留地长大，十七岁去了柏林。或许是汉娜生活的地方在偏远的乡村，第三帝国的高压教育政策鞭长莫及，她逃过了成为希特勒的孩子们的命运，却躲不过无知给她的烙印。可以想象，当无知的汉娜来到柏林后，面对的是自己无法触及的文化社会。也正因为自己的无知，她阴差阳错中成为了纳粹的帮凶。汉娜能成为党卫队的一员是具有极大的偶然性的，“党卫队被大多数德国人——包括参加它各种各样分支结构的人——视为一个高贵的精英组织，这个组织只接受最优秀和最聪明的人，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③在巨大的羞耻感面前，汉娜内心对于战争的不安被缩小，她本能地选择了保护自己而非坦白自己。男主人公米夏在书中曾痛苦地自问：“难道做文盲比当罪犯更加丢脸吗？泄露自己是文盲比坦白自己是罪犯更加可怕吗？”④这是一个正常人的想法，但是正常人无法理解文盲的痛苦；长期处在一群有文化的人中间，汉娜作为文盲的羞耻感足以让她愿意承担更多的罪行而免除文盲身份的泄露。当她选择了掩盖文盲身份的同时也意味着她放弃了为内心深处的罪感意识寻找救赎的机会，因此我们不能因为汉娜文盲的身份而否定她心灵所产生的罪感意识。

　　相比于汉娜因身在其中而产生的罪恶，男主人公米夏的罪则更为抽象。由于对历史文化的缺乏了解、对自我身份的定位错误，米夏曾认为自己的罪在于“如果说背叛一名罪犯不会让我罪孽深重，爱上一名罪犯却使我罪责难逃。”⑤他原以为这种罪恶感会随着汉娜的入狱而逐渐减少，因为他与罪犯划清了界线，他明知道汉娜的冤屈却三缄其口。他保守秘密的原因除了含有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决心之外，还因为他的羞耻感。他害怕别人知悉他与汉娜的往事，害怕扰乱自己现有的生活，这种心态与汉娜的羞耻心理如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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