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在以前的基础上，以及皇帝仍然重视国家各项书籍的管理和编修，翰林院的地位也没有一落千丈，在心思比较单纯的读书人看来，还是有一层巨大光环在的。
而之后的事情也如朱见济所想的那样，关于要不要修改户籍制度，把关于人身禁锢，限制百姓世代就业方向的那些条款废除，也在民间掀起了讨论。
讨论的主要阵地，自然是在各种报纸之上。
继《文政杂谈》之后，朱见济又授意开设了其他报纸，还对地方官府和民间慢慢开放了办报权利，允许他们讨论国家大事、鸡毛蒜皮。
在搞了十几年“文艺复兴”后，大明朝的舆论场所也干净了许多，起码读书懂道理的人多了，还有地方交通便利，消息传递的速度提高，自然刷掉了某些仗着信息差而睁眼说瞎话的“大师”。
大明朝的文华风气也越来越主动奋进，反感保守的旧派作风。
加上此时的大明朝本来就是世界军政文华中心，在各方面都能碾压四方，也没有境外势力敢来大明朝搞风搞雨，用舆论来扰乱民心。
一番浪里淘金下来，能在舆论场上占据上位的，自然是一些聪明人。
而聪明人也不会察觉不到皇帝的心意。
于是他们纷纷出声，支持把户籍制度恢复成单纯的“登名造册”，废掉那些多余的束缚。
民间也早就厌烦了那所谓的“户籍”。
乾圣朝在这方面的管制有主动的放松，对于逃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处理，对待那些通过考核，获得职称的匠户，限制也是不存在的。
他们可是皇帝亲口许诺的特殊人员！
所以只有一些老人，以及被某些打着制度旗号，实际上却是在进行人身压迫的官府虐待过一番的户籍人士，还记得自己当初想尽办法，拖家带口逃离噩梦的场景。
听到朝廷有意改正这一制度，他们还满怀欣慰的对着子孙说，后代是遇上了好年景。
乾圣皇帝才三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还能做很多事情，让大明朝变得更好。
有了官方和民间一齐响应，关于旧版户籍制度的“去与留”问题，答应也跟着显露了。
大家的确希望自己能“子子孙孙无穷尽也”，但不会希望子子孙孙永远都只能做一件事。
而关于修改户籍制唯一的阻碍，便是在于“贱户”问题。
贱户，这是古已有之的一个特殊群体。
组成这一群体的人，很多是犯罪官员的家属、被法律判定处罚的罪人、以及前两者的后代。
贱户是很难像普通的某某户一样，随着政策的放缓修正，走向新生活的。
工匠可以因为皇帝的重视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农户在农业社会，本来就受到执政者的重视，但凡是个好官员好皇帝，都会有“劝课农桑”的功劳在身。
但贱户没有。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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