肤施县衙内堂，几十名兵丁手摁腰刀将二堂外的院落团团围住，县中的衙役一个个被推搡到一边，脸上均是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院落当中，一张舒适的靠背椅上稳稳端坐着一个人，脸上颇带着些从容不迫的神色，却正是延州节度衙内都指挥使，延州节度使高允权的儿子高绍基。

　　高绍基今日来，是来寻肤施县令秦固的晦气的。

　　北临党项地界，延州境内的流民问题始终是困扰延州军政当局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自从高允权的父亲高万金时代开始，银夏地区的原住民就开始不断南逃延州，后唐同光年间甚至因此而在延州境内闹出来一次大范围的饥荒，一次性饿死了将近十万人，延州原本也算是个边陲大郡，经那一次后元气大伤，至今仍没能够恢复过来。

　　对于延州而言，流民问题和党项的问题威胁同样严重，这些流民不断地消耗着延州的资源储备，使得延州的经济状况始终得不到喘息的机会，也使得延州始终处于一种危机状态中，无论是扩军还是屯田，都只能想想，却做不起来。高万兴如此、高万金如此，周密如此，到了高允权，同样如此。

　　延州的流民政策已经经历了数次改变了，后唐年间那次饥荒之前，延州几乎年年接收北方的流民，这些流民当时因为延州官方对他们采取了赈济的政策，便常驻不走，这样一来渐渐在延州城北形成了一个流民大营。这些外地流民不但带来了党项人的敌视，同时也带来了疾病和瘟疫。因此没过多久，延州方面就告诫这些难民，他们必须离开延州。

　　结果是流民在几个中坚分子的带头下揭竿而起，一度围攻延州城未遂，结果抢劫了延州附近的丰林县，而后一哄而散。

　　在那次教训以后，延州军事当局便开始对流民不报好感，这许多年以来，延州的文官系统一直希望能够利用流民的廉价劳动力来推动本州的农业和人口发展；而军方则一直在驱赶和杀戮那些进入延州的新流民。

　　延州的文官和军方之间关于流民问题的这种政策性争执绵延了几十年。几十年来双方一直未能就此问题达成过妥协。按道理来说，流民问题牵涉广大，属于民政事务范畴，而民政却又恰恰是文官的权力范畴。但是在五代十国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全国的文官政府体系被一百零八个节度使藩镇所取代，军阀林立的结果便是，自大唐贞观年间开始在数代君臣的小心呵护下建立起来的以科举制为基础的文官体系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打击，直至今天也仍然没有恢复元气。

　　然则事物都有两面，即便是军阀，也没有办法真正做到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毕竟军队最擅长的还是破坏而非建设，因此在任何一个藩镇中都不可能完全没有文官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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