碾那里听来的一些事讲给他听，告诉他矿监和工头从中的克扣、欺骗，如何挑唆工人间械斗，如何把污水泼到那些自以为是、骄横跋扈的太监和税官头上等等。
听得赵重弼不断叹息、眉头越皱越紧。“若不是听你说，还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情！”
他痛心疾首，尤其想到皇帝登基之后急于改变财政现状，因此派遣内监下来监督矿务，却不想改革财务的举措，反成众多宦官和地方勾结、趁机揩油的“机会”。
赵重弼摇首不已！“陛下可不是为了养肥这些人才派他们来做矿监的。”他说。
“这个自然，古人云：治大国如烹小鲜。古时诸侯百里之国，而今天子脚下幅员万里，如何不惕惕然呢？圣意虽好，却需徐徐布局，万万急不得。
任何政策的执行若仅凭一文圣旨，就想让下面办事的人兢兢业业、克己奉公，那怕是办不到的。
所以立法时还应为执行这法律的官吏们同时树规矩，法律如何执行、执行者的责任与奖励、罚则，都必不可少。”
“所以我说剿和抚要两手一起抓，剿是工具，抚是方法。矿工多数是习惯山里闭塞生活的，只要条件能过得下去，一般不会作乱。”
“但是如果你这样提了，那些夫子们会指着矿徒们说：此等贱民刁钻狠厉，不剿不足以平民愤、不足以安人心。这又作何解？”
赵重弼似乎是故意要与李丹作对，他却向后舒服地靠在椅背的软垫上，带着挑战意味地微笑着，手指有节奏地在桌面轻点，似乎在等着看这少年恼怒，或者闹什么笑话。
“只因为他们在山里讨生活便贱了么？？学生可不这样认为。
都是怀胎十月生的，不过有人习圣人之道，有人面朝黄土背朝天，有人挖山采石满脸泥。都是生活，方式不同、责任不同、财富不同而已。
女娲可没说哪块泥高贵，贵贱之说不过是后人提出来的。我先给大人讲个事。”李丹拾起根筷子在杯沿上敲了下：
“我在广信郊外与一乡绅相谈，曾问他对叛贼的看法。当时他也是大骂，我问你为何要骂呢？
他告诉我说自娄贼起兵，稻谷价值长了三倍，耕牛价格是原先的四倍都不止，一石酒原本三十五或四十枚仁宣通宝，现在却要一百五十到一百七十枚还不一定能够买到。”
“咦，这是好事，那财主可以大大地挣一笔了呀？？”赵重弼不解。
“我也是这么说，可乡绅说小兄弟你想错了。他告诉我，这些东西固然可以卖，但是你要运到上饶去，没有车、船是不行的，没有保护的人是不行的。
雇车、船价格都涨了五到六倍。原本去上饶，雇人手的话往返包吃住，再给五个钱即可，但现在你给一百个钱才有人肯冒险试试。
所以就算你们打开通路，我现在跑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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